首頁 > 人物 >

王石 | 一直在較勁

2020-04-27 來源:時尚先生
從征服五大洲的最高峰,到創立中國首屈一指的企業,王石這么多年來一直在較勁:與身體的極限,與商界的各種“規則”。如今雖年近70歲,他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2

王石

王石67歲了,但讀書仍是他現階段最主要的任務。

他最初的計劃是哈佛和劍橋一年,再加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各半年,可課題越深入,訓練就越深不見底,到如今,他已經斷斷續續有七年半的時間在學校里,預計十年才能大致完成計劃。

在希伯來大學的學習遠不及當年在哈佛那么艱苦。去哈佛時他60歲,課業繁重之外還要過英語關,常常不得不熬夜,四個小時的睡眠也是家常便飯。他咧開嘴向我展示一口齊整潔白的牙齒,“都是假的。”他被牙周病糾纏了好些年,假牙不如真牙的道理,他還是門兒清的,“但到了哈佛就上火,然后牙疼,接著起、化膿、流血。那時候哪有時間去醫院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拔。”

在王石的新書《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里,他以自我與身體的關系“肉身”為開篇,又以探討生命觀、生活觀的“生死”為結語,肉身之重之輕,是他反復掂量且鄭重考慮過的問題,“如果把‘活著’本身當成目的,就沒了意義。”學業和健康之間形成了某種悖論,他的取舍標準在于不留遺憾。“到那個關口,咬牙切齒你也要過去,熬不下去的時候就一個念頭:你是不是盡了力?”

他對“盡力”的定義是“把命都拼上去”。雖然當時并不是非得熬下去,但他害怕將來會后悔。按照年紀,他覺得自己可能再沒有機會了,“60歲過不了語言學術關,到65歲過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承認人的生理極限,到那兒就是記憶力不好、反應慢,只能不顧一切,就是減少壽命的代價也值得。”

年輕時他的記憶力超群,但書里細枝末節里記下的過往,靠的是當年的日記。日復一日的記錄習慣是為了鍛煉寫作,“我的文字能力不是不行,是非常差。差,就練習。”他很感激互聯網帶來的博客,除了形式之外,還有它帶來的無形壓力,“實際上是逼著你寫,200字我要慢慢寫一小時。”現在他自認文字功底比那時增進不少,但先天不足,也無法強求,“老天是很公平的,給你某方面更突出的才能,另一些方面就非常、非常不行。”

他頓一頓,“但我就要較這個勁,快70歲了,還在較勁。”

6

王石

“人生無悔嘛,就是這樣一個態度”

44歲時,王石查出血管瘤,醫生當時建議他臥床休息,因為隨時可能面臨癱瘓的風險??伤?8歲開始登山,到59歲時,創下中國人登頂珠峰的最大年齡紀錄,繼而完成登頂七大洲最高峰、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的“7+2”征程,創下6100米中國滑翔傘盤高紀錄,62歲他開始學劃賽艇,66歲開始蹦床訓練。生理的極限擺在那兒,又一次次被突破,但如果換得青春的軀體重來經歷這一次,即使事半功倍,他也不愿意。

“青春期帶有‘澀’,澀有澀的味道,再來一次你能經歷的也只是成熟的青春,還有意思嗎?”生理上,他同樣沒有對青春的渴求,“現在(的狀態)對我來說充滿了挑戰,很多你沒有經歷過的,自然到這個時候出現了。”他當然有擔心和懼怕,要是阿爾茨海默病來了,六親不認也無可奈何,“即使沒有遇上這個,哪天你會不會突然跌一跤?骨折了,是坐輪椅,還是動手術換一截骨頭?”

歲月的所有問題,他知道都可能會一一落在自己身上,在準備面對的過程中,他解讀懂了年輕時怕死的根本原因。“ 那時我怕活不到老,青春時生命戛然而止,那叫英年早逝,人生不完整就走了,那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到現在的年紀,他反而消去了對死亡的恐懼和擔心,仍然希望每一寸“生”的光陰都有相當的質量。“現在我考慮的是,死之前遇到的事情應該怎么去應對,能不能挑戰命運?能不能到老年時還是活潑的、健康的,對社會還有貢獻、對家庭沒有拖累?”

2002年他和幾位隊友一起攀登北美最高峰麥金利山南峰。在下山途中跨越一道只有30厘米寬的刃脊山脈時,他左腳打滑,右腳冰爪吃不住力,失去了平衡,右手把冰鎬砸進硬雪壁后,連接手腕和冰鎬上的短繩因為受不住下滑的沖力,崩斷了,如果不是借了冰鎬那唯一的一點支撐力,如果不是結組的同伴本能地做了滑墜保護,后果不堪設想。

5

王石

2003年第一次登頂珠峰的途中,他遭遇了因缺氧而導致的極限狀態—在陰雪天里感覺到的那種“后腦勺暖洋洋”的困倦感,其實是瀕死狀態。2006年,在印尼的查亞峰他又遇到了在無保護繩的情況下獨自下撤的險境,全身貼著一段幾乎垂直的巖壁,在凹凸不平的尖銳表面上尋找支撐點,用一小時下降了70多米后才脫離險境。

登山時遇到的那些奇險經歷讓他一次次直面死亡,長期專業的嚴格訓練讓他可以“下意識”地做出應急反應,但他知道“萬一”的后果。2002年的那次事故出現時一切都發生得非常迅速,他甚至沒來得及感到害怕,直到到了目的地,去祭掃登山殉難者時,他才感到后怕。“沒有單獨死的,都是一串一串的。就是說,一個人滑墜,基本保護不住,往往會把所有人一塊兒帶下去,按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一根繩上的螞蚱’。”

“發生這樣的事情,你能活著回來的幾率是很小的,不可能老天再眷顧你第二次,‘無常’不會再給你這樣的幸運。”他接受無常,無法預計、不可控制,“就我現在的認知來說,一切發生的不確定都是不可知的,從某種邏輯來看,這甚至是荒唐的,不應該發生的發生了,像這樣的事,我是有準備的。”

他早就做好了自己的墓碑,不過不是專門給自己準備的,是家庭墓地的一部分。墓碑的正面唯一個“靜”字,后面分別列有他父親和母親的簡歷,他和眾多的兄弟姐妹一樣,都只是兩位先人的兒輩,無需更多介紹。“我是誰???不用解釋。都離開了,還需要在乎你是誰嗎?互聯網時代信息爆炸,一代代更迭,人健忘得更快。那些大人物還有多少人記得?我何必自戀。”

但他不相信“冥冥之中”或“老天的安排”,“發生任何的事我都可以坦然去面對,而不是‘我就認了’。人的后天努力同樣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事我不認,我知道這個我不行,我就要較勁,但是不是我一定能做好?那也未必。我盡了最大的努力還是不成,至少不會后悔,人生無悔嘛,就是這樣一個態度。”

4

王石

“我們對未來賭一下”

王石作為企業家的一生,同樣也是一個較勁的過程。

他在萬科時曾提出過兩個著名的原則,一是“不行賄”,二是超過25%的利潤不做。不要說幾十年前,即使到今天,許多人對這份決心和堅持仍抱一點將信將疑。挑戰自我極限登珠穆朗瑪峰,從訓練到登頂,至多幾個月的時間,成與不成都立竿見影;可賦予一個企業領先于時代的規則,用幾十年去驗證其可行性和正確性,在各種懷疑和挫敗的夾擊中前行,王石也感到過孤獨。

“我自恃是挺能干的人,也是有理想的人,現在也不忌諱說,是有野心的人,就想有一番作為,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從某個角度來說,個人英雄主義,一直也是有的。”王石說。

去深圳之前,他在廣東外經委工作,離開前途無量的“鐵飯碗”,為的就是擺脫那份“委屈”。他和父母都曾以為會一輩子在軍隊里,但為了得到被推薦上大學的機會,他從汽車兵轉去勞動強度相當大的鍋爐大修車間當工人,終于從30個復員人員中脫穎而出,進入蘭州鐵道學院,1980年經過招聘進入外經委。這一番經歷曲折又來之不易,卻沒有磨去他“不受約束”的天性,在任何不鼓勵顯示個性的地方,他都感到拘束和不甘。順服于環境不難,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他對深圳的期待,就是“可以一點點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得堂堂正正,受人尊重,也尊重別人”,那時他不想成為一個商人,甚至離他真正接受自己的“商人”身份還有十幾年,但基本的底線他沒有動搖過,“別人沒在做的我在做,好像‘不行賄’這條社會應該遵守的基本準則反而成了我的優勢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1994年前后,他第一次向社會公開宣布了萬科不行賄的底線,公開提是希望告訴并告誡一線公司的老總,同時向各個分公司所在地的政府部門表明態度。但近十年后,依然有同行當他的面直言,說他至多只能成為“個案”,“在中國不行賄只能一事無成”。王石曾受黃鐵鷹教授的邀請到北大光華管理學院MBA做講座,從2002年至2015年,黃鐵鷹連續13年在自己的課上說“相信王石不行賄的請舉手”并現場錄像,但結果表示,舉手表示相信萬科不行賄的人數從來未超過1/2。

3

王石

但事實證明了他的遠見。他要求萬科所做的自我約束,讓企業在一次次大型受賄案案發后免于牽連,在政府堅決反貪污、反賄賂的態度下,也成為了中國企業家商業倫理的標桿。雖然也有個別受賄案例出現,但萬科創立34年以來,出現行賄和受賄案件的,加上最重大的1995年萬科工程部集體受賄案的五個人,一共是十個人。

萬科從1984年開始進口攝錄像設備,經歷過200%的暴利階段,也看到過利潤率下跌到20%以下后陷入的惡性循環。1993年萬科結束這項業務時,王石請財務算過一筆賬,發現暴利怎么來就會怎么去,總賬竟然是虧損的。地產市場也同理,永遠可以期待,也永遠只能得到公平的回報,這就是他提出“超過25%利潤不做”的前提。

“當時來說,萬科的凈利潤回報不能低于10%,不然會失去上市公司的招股和擴股增資的資格,現在雖然沒有了這個規定,但是10%是底線?,F在的萬科我不知道是否超過20%,我那時有18%、19%,就算是好年景了。這是一個企業正常的、有效率的運轉方式,并不是我劍走偏鋒、出奇制勝,或者說我高明。”

王石到深圳的時候,整個環境都有利于創業,舉例來說,原本正常的調整外匯,因為政策的變化變成了“倒匯”,但政策尚不明確的時候,深圳還是“白區”。一切都在混沌中摸索,一切都沒有鐵板釘釘的模式,是渾水摸魚,還是先于他人制訂規則、劃清界線?

1988年萬科進行股票改造時,借鑒了香港新鴻基證券給他們的咨詢策劃書,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招股定價,并第一次在黨報上公布招股。“我們基本按照香港上市公司的條例在要求自己,因為國內還沒有相關的規定。你可以說在做一種創新和一點嘗試,全國才五家上市公司,你無意中走在了前面,無意中在引領別人。”直到今天,王石也不認為個人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存在對立或矛盾,那些先于時代認知的舉措,也不是前者從后者的時代里突圍的結果,他只是對社會制度做了準確的判斷,順應了一種基本邏輯。

1

王石

“當時內部仍然在討論,我們是否真的按照這個方向走?是否會捆住我們的手腳,我們怎么和別人進行競爭?我是創始人,我就說,我們對未來賭一下,我們未來是按照工業發達國家的方式,還是按照東南亞國家的方式?如果走工業發達國家的路,我們現在走出去,將來也走出去,現在活得好,將來會更好。”

現在回頭看,他覺得那就是一個選擇。蘋果在喬布斯后不減其影響力,曾經在同期輝煌一時的王安電腦卻已經破產關門,“王安電腦的企業管理更多還是沿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那些制度,王安讓并不合適的兒子接班掌門人,很快企業就垮了。”

他引此為戒。他目睹過好些相識的企業家因為各種原因鋃鐺入獄,“有些真的是因為制度建設在漸進過程中切割的問題,原來合法的事情變成了不合法,比如‘倒匯’的時候,我們的法人代表逮捕證都發了,是深圳政府給頂了下來。”他曾去監獄里探望過那些企業家,“看他們就是看我?,F在很多事情可能挨在他們頭上,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這時候是最需要人關心的,萬一我碰到什么事兒,他們也會來看我。”

但他依然想賭一個明天,一個講法治、講透明、講健康的未來,一個真正有序、健全的市場。“現在很難,如果我們未來能活下來,我們會成為樣板。”假如整體環境走向另一個方向,王石寧愿退出也不要遷就,在他眼中做企業不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百米賽跑,只代表和表現自己,現代企業的特征本身就是制度化、團隊化、品牌化,其重要性都超過企業家的個人魅力。“做企業就要真正按照標準去做,你在的時候成功,不在的時候就差,那只能證明你強大的個人能力,而身為企業家,你有很大的局限性。” 王石說。

2004年春天,王石去希臘德爾斐神廟考察,神廟有三條箴言:認識你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以過分;承諾帶來痛苦。單單“認識你自己”這一句,或許就是蕓蕓眾生一輩子需要不斷思考的事,現在,他達到自我認知的期待值了嗎?

“2008年之前,我以為我達到了,其實還遠著呢。好在現在是長壽社會,你還可以不斷去進修。”在哈佛的時候,他曾選擇“江戶時代日本工商階層的社會地位”為課題,他在劍橋開始的課題“猶太人的東亞遷徙史”則一直延續到了希伯來大學。都說學以致用,60歲開始深入研究這些課題,他不求任何立竿見影的成果,只想進一步加強自己的個人修為。課題之前的語言關他過得很艱難,請家教加強練習,又借各種合適的場合壯著膽用英語演講。

仍然是持續不斷的較勁。他32歲到深圳,33歲創業成立萬科,到2017年辭去萬科董事長一職時,差不多66歲,好似每33年,他的人生就重啟一次。但在王石看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人生選擇。

“迎上去,解決它,壓力反而會給你信心,會變成你生活的常態,沒有壓力的時候,你還會覺得沮喪。”王石說,“人生就是這樣,主動或被動都要面對新的壓力、新的挑戰,這些是生命中回避不了的事。”

推薦 EDITORS PICKS
熱點 MOST POPULAR
办信用卡都是怎么赚钱的 陕西快乐十分中奖规则 福建快三中奖金额 中国理财平台排名 一波中特图 加拿大快乐8走势图下载 股票分析师简介 湖南快乐十分任选5遗漏 河北福彩快三技巧 彩票博彩 正规低息股票配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