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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 | 站在世界中心,記錄戰地的轟鳴與童年的秘密

2020-04-27 來源:時尚COSMO
她總是癡迷于未曾踏足過的現場—二十多歲,憑著渴望經歷和榮譽的一腔熱血,主動請纓到中東最動蕩的加沙地區做戰地記者,在全世界新聞的聚焦地直面生死;十幾年后,為了當一個合格的媽媽,輾轉芬蘭、日本、英國、中國、印度、以色列六國,一人身兼導演、制片、記者,拍攝了教育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豆瓣評分9.0。無論是戰地的轟鳴,還是童年的秘密,都是她行走世界的紀念品,她享受在探索未知的路上 “完全燃燒”,最好每一次都“ 燒成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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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

出租車已經停在樓下,面對趴在拉桿箱上喊著“媽媽,你不要走”的兒子,正要動身出差的周軼君毫無招架之力。

記者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她要常出遠門,每次離家前孩子都哭得撕心裂肺,臨時替班的外婆哄娃的話術是:“ 媽媽不工作,怎么有錢給你們買玩具買好吃的?”周軼君心里隱約覺得這是個糟糕的說法,“媽媽工作只是為了錢嗎?這樣你們就可以不斷要玩具?”但一時也無法擺脫“上一代”的語言,找到新的說法去回應。

“如何在十秒之內有力地說明媽媽工作是為了什么?”那一刻,她與那個從國際局勢到家長里短都能侃侃而談的《圓桌派》常駐嘉賓,在戰火紛飛的加沙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的戰地記者,遍訪16個國家、探究全球民主浪潮這樣復雜議題的自己距離很遠。一個沒怎么“怕”過的女人,在為人父母的這方小天地里,被難住了。身為國際新聞記者,周軼君的職業習慣是“去大世界里解困惑”,帶著中國式成長下的童年回憶和典型中國家長的困惑,她走訪了芬蘭、日本、印度、英國、以色列及中國的30多間學校,拍攝了教育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她想在世界各地的教育智慧里尋找自己的度量和語言。

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孩子

旅途的第一站是芬蘭—那個傳說中沒有考試、不提倡競爭且極其重視個人自由的國度。當地的企業家告訴她,芬蘭最好的學校就是離家最近的學校。氣溫降到零攝氏度以下,芬蘭的森林課依舊活躍,孩子們要在森林里尋找美妙的氣味,也要觸碰“惡心”的東西,再發揮想象力為它們命名。

為了讓孩子更好地理解時間的概念,芬蘭的小學老師拉妮帶著孩子去康復服務中心與老人一起畫畫。周軼君一直認為自己不擅長畫畫,但一位老人告訴她,她同樣沒有學過,只是單純喜歡而已。拉妮也告訴她,這些畫是用來表達自我而非彼此競爭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畫。

那一瞬間,周軼君在鏡頭前忍不住流淚。作為采訪者,她太明白自己需要保持理性與冷靜,但實在沒控制住。“抱歉,我有點感動。”她對拉妮說,“我們總是被說,你這個不行那個做不好。”她想到小時候自己本喜歡唱歌,但家人卻出于自認的善意告訴她“你唱歌像背書”,從此她再沒敢在人前開口唱過。

以比較的名義、對與錯的標準、競爭的形式抹殺孩子對一件事情的喜歡就是如此輕易,但那些大人忘了,輸贏是一時的,而你的人生中有一項愛好才是美好的,“它讓你永遠不會孤單、不會絕望”。起初她以為這個片子只與孩子的教育有關系,但芬蘭之行讓她覺察到自己似乎獲得了一種更豁達、容的力量,她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原點和有關成長的一切。

在以色列教育家德隆的家里,周軼君參與了他們的家庭游戲—在兩件看起來完全不相關的東西,例如車鑰匙和遙控器之間找到幾十種聯系。“他們覺得我給出的聯想挺贊的,我也的確能感覺到大腦中有一個部分在運作,就像肌肉會變酸痛一樣。”

這種肯定,她在學生時期不常獲得。“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中等的孩子,考試永遠不是第1名,可能有時候是前10,有時候更差一點。但我發現當一件事情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我可以做得挺好,甚至回想起過去的一些經歷都是這樣。我才發現,這么多年我們的自我認知是被標準化的考試限定的。”

團隊中,與周軼君一樣被治愈的還有一位被臨時拉入的95后女同事。她不打算結婚,也不想生育,對教育話題無感,在拍攝時看到滿地亂爬的孩子常常一臉“這是什么鬼”的表情。直到看見當地的家長與老師面對孩子的平等態度和對每個人的空間和自由的尊重,回想起自己小時候特別喜歡看偵探小說,可是父母一句“你能看點有用的書嗎”打消了她的閱讀興趣,她感到心中的傷痕在此刻愈合了。

“有人常說你看我們小時候的教育,雖然不算多完美,但我們不都長大了嗎?實際不是這樣的,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可能性,我們完全可能成為另一個自己。”周軼君說,后來這個女孩告訴她,突然覺得有個孩子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在《他鄉的童年》里,當看到一個九歲的芬蘭男孩說“成功沒有什么標準,如果有一份工作,有一個妻子,再有點錢,已經算成功了”,從小為了分數學習,長大為了績效工作,人生的競爭沒有盡頭的人,多少會反思一下生活的意義;當看到以色列人說“英雄是那些失敗了很多次,但依然敢于去嘗試的人”,被輸贏困擾的人多少能感到釋懷;當看到印度的孩子哪怕沒有想得很完美,也敢表達自己的觀點,總怕自己說得不夠好而只能沉默的人多少能獲得一些勇氣;當看到日本幼兒園的園長說,有些累不叫累,叫作“完全燃燒”,要享受燒完后的喜悅,把“喪”掛在嘴邊的人多少能有熱血重燃的感覺……這些故事紓解了成人的焦慮,童年亦獲得了喘息。

周軼君告訴團隊,這個片子他們只完成了一半,而另一半是觀眾去完成的。她不認為自己為教育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想呈現的是一個為自己解惑的母親在旅程中的所見所感,她不再那么焦慮,本意是為孩子尋找教育的智慧,卻發現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最好的教育是大人也不要停止成長。當你有困惑,要自己去找答案。從你出發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經不一樣了,人生會因此變得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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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

在世界轉了一圈, 面對的還是自己

在做導演之前,周軼君還有一個更酷的身份—戰地記者。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華社派駐巴以地區,是當時唯一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

她的駐外申請曾經兩次都被駁回,讓一個26歲的女孩到當時全世界最敏感、隨時會發生爆炸的地區,領導于心不忍。第三次,她用“男性的爆發力比女性強,女性的耐力也許更好,去加沙是兩年,不是兩個星期,耐力重于爆發力”的理由,終于說服了領導。這份執念的源頭,是一名年輕的記者渴望經歷和榮譽,也相信自己能有好運氣。

獨自上崗的第一個夜晚,在她因為把不遠處一家電廠機械事故的爆炸聲誤認作空襲而蜷縮在原地20多分鐘后,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將承受一種本不相干的煎熬,不知道下一聲爆炸在哪兒的恐懼揪心裂肺。”

來加沙一個星期后,她看到了第一具尸體—5歲的小男孩阿曼·法利斯躺在比他大得多的冰棺里,他在自家門口中彈。這樣的悲劇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無盡地重復, 11歲的塔里克·蘇西背著書包走在上學路上遇到了轟炸,那天他只是比平常早了半個小時從家里出發。前一天在遇襲現場,周軼君的鞋子染上了紅色的血跡和黑色的汽車焦油,第二天,換了雙白鞋,又染上了同樣的顏色……

“一個小男孩,那么可愛,長到11歲忽然就經歷了這一切,他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嗎?是注定要這樣嗎?這個算命運嗎?我覺得這也太可笑了。”生死無常,生死如常,談運氣太輕巧,她不再相信運氣,也很快丟了虛榮心。她熟練地武裝自己,把自己塞進長袍和頭巾,從聯絡采訪、修理汽車、買菜做飯、與當地人打交道這些具體而細碎的日常里融入戰地生活。

在頻頻發生導彈定點清除和不知何處就冒出一枚人體炸彈的隱患下,周軼君很少獨自坐公交車,每次坐車都會緊張地給乘客逐一相面,排除對方是“炸彈”的嫌疑。若是跟以色列朋友同行,這個行為很容易遭到對方的嘲笑,甚至會反問她:“ 戰爭每天都在發生,難道因為這樣就不活了?”他們的信條是不讓外界因素打亂自己的生活,用如常抵御無常,這讓她看到了人性的堅強和偉大。

在她的敘述里,國際局勢不僅僅是政客冷冰冰的外交術語,戰地記者的高光時刻也不是在炮火中沖鋒在前,展露自己有多無畏,而是在槍林彈雨里,記錄那些真正生活在此處的普通人的心跳。持久的沖突下,當地人生活在一種自己無法擺脫也無法解釋的困境中,比炮火本身的殺傷力更強的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麻木與絕望。她說在巴以地區沒有見過純粹的魔鬼或天使,“流淚的流血的都是人”,這讓她沉下來,學著去理解每一種行為背后的原因。

一位與當時的她同齡的巴勒斯坦女孩哈娜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總愛穿當季新款、辯論功底過硬的實習律師,但是她把自己變成了一枚人體炸彈,因為未婚夫與弟弟死在了以色列士兵槍下。哈娜迪在一家以色列餐廳引爆了自己,在場19人死亡。去她家采訪時,周軼君看到了這個女孩曾用美術字體寫下的詩句:“ 我的國籍是所有人的心,為何我們還需護照—無名國家。”

只有兩年任期的她知道自己注定是一個過客,“記者總是從別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她無意過分渲染自己最危險的一次經歷,諸如爆炸點就在自己百米開外的驚險比比皆是,但如果最后被人記住的是經歷的有多危險,那是一種失敗。她希望大家只是經由她的眼睛看到一些故事,那是一種“大過自我的東西”。

在不同的國家走走停停,一個問題涌入她的腦海,如果出生在別的國家,投身在另一種文化中,會擁有怎樣的人生?無論是動蕩的加沙,還是全球幸福指數最高的芬蘭,越往更大的世界走,眼界越開闊。周軼君找到了那個答案:“我不覺得如果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家我會更好或更壞。你與生俱來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你的財富,你要做的是怎么去看待它,怎么把它帶著往前走一步,這是一個人活在世上的一個任務,或者說一種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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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

女性的圓桌

戰地記者、時事評論員、作家、主持人,如今又多了一個導演的身份,還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如果女性的生活是一張圓桌,周軼君的桌面一定擠得滿滿當當。

她在上海長大,北京求學,游歷了很多個國家后定居香港。在她身上,我們預設了一個獨立女性一次次勇敢地撕下標簽、不斷挑戰自我的故事,但周軼君無意成全這樣的誤會。“我特別享受把一件事情給弄清楚的過程,最先想到的都是下面有什么好玩的事,然后再發現這可能跟我過去做的不太一樣,身份轉換都是后知后覺。”

她渴望的狀態從來都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完全燃燒”,最好每一次都“燒成灰燼”。高中畢業時,對北方的文學與搖滾文化的向往讓她在高考志愿里填滿了北京的學校,成了全校唯一去外地的畢業生;大學選擇念阿拉伯語,是因為在法語、日語等一眾兩個字組成的詞語里,阿拉伯語這個詞顯得格外與眾不同;做會計的母親期望她當一個每天能在屋子里吹空調的銀行職員,她卻成了在外跑的記者,還一門心思去條件艱苦的戰地。

她身無負擔、心無掛礙地滿世界跑,堅信新聞現場的真實感無法被代替,一定要親身以赴。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是空中飛人,連老公也是在飛機上偶遇的。有一次她從加沙離開卻被無故扣留在以色列邊境,第二天只能從特拉維夫先飛蘇黎世再飛香港,她的鄰座是個瑞士人,他們巧合地打開了同一部電影,后來周軼君先睡著了,醒來后詢問鄰座電影的結局,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由此開始。

她不是那種一味強調女性要獨立承擔一切的人,接受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幫她分擔壓力,但這并不意味著自己就輕松了。有一年,她為了專注于新書《走出中東》的寫作辭職,丈夫說每個月給她發工資,“我心里還是不舒服,因為我不好說你又忘記轉錢給我了。”她決定重返職場,繼續賺錢后感慨自己跟孩子說話都更有底氣,“這些玩具都是媽媽給你買的,用自己的信用卡去刷,真的不同。”

然后她注定又要遭遇那個經典的、棘手的、女人總比男人回答得多的問題:工作和家庭如何找到平衡?2019年的夏天,在拍完這部紀錄片回到家中,面對整個暑假沒見的孩子,她意識到問題的答案其實在他們身上—就像她在紀錄片的最后參加郝景芳的“童行學院”夏令營時看到的一樣,讓孩子自己回答他們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

為什么不喜歡媽媽出差?因為媽媽不在身邊。為什么喜歡媽媽出差?因為媽媽每次都能帶回來新的東西與我們分享……孩子最后與她約定:每年她可以出差6次,每次不超過7天,總計42天,臨時增加可以向他們申請—當她邀請孩子坐上她的圓桌平等對話,平衡的答案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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